搞研究抓牛股赚大钱:半年三倍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7-19 18:35

2016年年初,80后基金经理王嘉迎来人生一个重要转折点。他拿到了私募基金牌照,告别了之前帮人理财的“专户”生涯,正式开始自己的资产管理生涯。

做专户虽然也能赚钱,但对积累个人信用、建立品牌没有帮助。王嘉希望能把资产管理做成长期事业。

2015年中国“股灾”发生前,王嘉通过代客理财的方式,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这不能让他在上海完全“自由”,但至少可以给他一些喘息的空间。股灾发生后,王嘉得到一个机会去停顿、思考,重新出发。他当时琢磨得最多的问题是:为什么股灾会发生?是否可以预测?

反复思考,王嘉发现了自己逻辑体的局限性:“这世界不是没有规律,是可以被认知的,但我们能力不到。”

王嘉认为市场上永远不缺资金,但缺乏高素质的投资人才和高质量的研究报告。拿到私募牌照后,他想集合一帮投资理念合拍的人,花三五年时间,建立一个投资型的研究平台。因此新公司一成立,他就领头建了研究部,“当时想法很简单,就是复制一个我,去做更多的研究”。

那时王嘉还有一个不太寻常的想法,他并不想做纯粹以研究股票价格为导向的研究。在他看来,研究股票价格和研究基本面是两码事。前者是交易员的工作,后者才是研究员该干的事。

“虽然我们的研究不直接为投资服务,但研究的东西一定是投资可以使用的。”他说。“研究员的目标是研究清楚事物本来并呈现出来。”

大学毕业后,王嘉找到了在五星级酒店做销售的工作。这让他觉得无趣。在复旦大学读了MBA后,他转行进入银行,并辗转走上“投资”这条路,慢慢找到人生的召唤。

从2015年股灾发生时起,王嘉就开始摸索自己要走的路,他一直在琢磨“政治到底是什么”。

他发现自己碰到了一个黑匣子。西方经济学无法给他答案。西方更重视微观经济学、模型,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经济学为政治服务,“但其实后来越走越远”。

“我们这一代人受西方的影响很大。”王嘉告诉我,自己大学本科学经济学,读了许多心理学的书,但从来没有读过中国哲学。“那时候总认为中国的书不行。”

王嘉感觉有些迷茫。那时他研究企业,会往前梳理5年看公司的历史。他通过“人”、“资源”、“经营过程中的节奏”三个大的方面分析,再汇总行业信息,综合去考察一家企业。这样的方法总让他感觉有些盲人摸象,无法掌握事物的全貌。

到了2016年10月,王嘉偶然读到《道德经》,他感觉从乌云缝中看到了一缕阳光。《道德经》并不容易读,王嘉找了许多译本,读了之后感觉无法信服,他又自己逐字逐句研究。“当时觉得有些地方讲得对,我做不到、或者不能理解,但我坚信这是一个好东西。”

读《道德经》读了一整年,王嘉都没找到感觉。但他开始对中国哲学史产生了兴趣,并带领同事研读《中国哲学史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。在读了许多道家、法家、儒家的经典后,他发现自己逐渐能把所有东西串起来了。而这些经典其实都在讲一个东西,“说白了,就是宇宙观,宇宙怎么运转,宇宙生成的万物又该如何运转。”

找到底层思维模型的支撑,王嘉开始探索着去做自己的宏观研究。“没有前例可以借鉴,因此只能自己卷起裤腿走。”

如果说之前做研究是单独剥开洋葱看一层,这时的王嘉开始一层一层地剥,“只有看透所有层,再形成一个整体,才能认识它。”

拿研究企业为例,王嘉会首先考察下游。“看下游需求变化情况,再看着过程中导致的行业中与竞争对手情况变化,以及上游是否有决定性影响因素。它的下游变动,又是下游的下游变动导致的”。

比如汽车产业链,从一家公司,最后都是整车这条线他都得看。用他的话说,这是“一根线上的蚂蚱”。

“道德经讲的就是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。道德经认为万物都是由一出来,所以只要能坚守一,就能认知万物。”

2020年夏天,我来到王嘉位于上海静安区附近的“守常研究院”。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正对一个开阔的公园,楼下就是便利蜂和瑞幸咖啡,办公族们进进出出,日子波澜不惊。我按地址找到门口,一位小伙子帮我开门,又迅速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,眉头紧蹙地继续工作。

对于培养年轻的研究员,王嘉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方法。人一来,他会先丢大约几十万字的材料给他们读,读完之后要整理成摘要。阅读量太大,有的研究员读得呵欠连天,有的就直接被吓退。接下来一两个月,王嘉会观察哪些人可以有定力,能静下来,同时考察他们从海量的文字中提炼和总结的能力。

对于能留下来的研究员,王嘉开始花大力气培养。“没有考核,纯培养,让他们学习进步”。用如此奢侈的方法去培养新人,在普通规模的私募极其罕见。

上海正进入梅雨季,我和王嘉一边喝汽水,一边聊他和《道德经》的故事。我感觉听得似懂非懂。我们聊到了《道德经》中的“道可道非常道,名可名非常名”。王嘉说自己一开始读这句话,也觉得挺扯。难道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会真正存在?但他后来发现,真的很多大道理,语言可以表达部分,只能通过语言能表达的部分,去感悟语言不能表达的部分,“所以语言的作用就是引导你去悟。”他说。

正如我们在文首提到的,王嘉认为研究基本面和研究价格是两个不同维度的东西。股价是否上涨受很多因素影响,包括企业本身,交易者、货币政策等因素。王嘉的研究员不负责推票,也不负责研究股价。但一旦不以投资作为直接导向后,不管是研究产业、公司,王嘉都要求自己回到那个“道生一”的“一”。查找资料时,他要求自己找到再也不能找到任何资料的那个点。

从公司的小点,到行业的大点,再到上下游产业链,他开始能把整个线索串起来。用这样宏观的维度来研究公司,王嘉看的不再只是过去5年,而是看到了企业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
2019年6月,王嘉和同事把研究半导体行业的成果输出为一本厚厚的《集成电路行业研究报告》,总共487页。

我第一次看到这本研报是2019年8月,当时交易门在上海邀请守常研究做了一场宏观交易的线下分享。守常研究主讲人Alex带了三本研报,作为问答奖品发给在场的读者。

这本厚厚的研报重点分析了11家公司。交易门编辑部做了一个统计。从赠书日开始算,截至2020年7月本文成稿前,研报中重点分析的“北方华创”、“中芯国际”股价翻了3倍,“通富微电”涨了2倍,“长电科技”、“华虹半导体”涨了一倍,“中微公司”翻了1.5倍,而“长川科技”已经有50%的涨幅。

这本《集成电路行业研究报告》研报中重点推荐的一共11公司,截止到发稿时所有都盈利,无一只亏损。

“其实政治也是世界运转的一部分。说到底,我们不是不懂政治,而是不懂世界怎么运转的。没有认清这个,就会在这里面打转,总感觉这少一块,那少一块”。

做宏观研究,王嘉认为必须研究人,特别是重要的政治家。其实在着手做半导体产业链研究前,王嘉和同事于2018年4月份开始研究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。

他们还一一研究分析了所有政府重要的政策决定和会议精神。打开《集成电路行业研究报告》,除了行业分析,里面一页页的罗列着行业相关的重要的政策和决定。说实话,读起来真是枯燥,我只看了几页,就觉得头大。

王嘉和团队会深入研究政治人物。“很多时候,要理解别人那么高的位置,没有设身处地,从他们的脑袋想过问题,怎么知道他说的什么?没有坐在这个位置,没有在这个位置上思考问题,无法评价他们。”

2018年的研究,王嘉认为自己基本上方法论成形,那时他和团队已经知道国家会发生哪些大事,对于哪些产业会造成重大影响。在这样的基础上,他们才进一步去做重点行业。

“哲学观”对于现在的守常来说就是其独特的认知能力。这让王嘉和他的同事能通过有限的公开数据,做出完整逻辑的图。

他们不能预测明天股价怎么走,但可以分析一颗种子怎么变成一颗参天大树,3到5年后哪一根枝叶更繁盛,哪一根可能凋谢。看清了宏观大势,知道大势对下面因素的影响,才能一层层地向下剥洋葱。

只有理解清楚了大势,研究者才不会错判企业、行业所处的阶段和位置。“我们看企业家所作所为也一样,不需要盯今年的收入增长看。聚集资源,越来越厉害,这都只是结果,是因为做了之前这些事,是结合整个大势之后的综合反应。”

搞清楚了宏观后,更难做的是落地。王嘉说,在做汽车产业链研究时,他和团队发现要从头到位梳理完成起码要花1年半-2年的时间,“这么多东西,想想我们也头大”。

这时,王嘉就用《道德经》中那句“图难于其易,为大于其细”来提醒自己。(解决难事要从还容易解决时去谋划,做大事要从细小处做起。这句话也是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)

“你已经知道怎么搭建图谱,就不要想那么多,一点一滴的开始做,心态沉下来。这些也是哲学观的一部分。”

梳理半导体产业时,王嘉和团队花了7个月。等做汽车产业链的梳理时,他们更加自信和游刃有余了。“当时我们想,汽车产业链都能研究出来,还有什么产业覆盖不了。所以就铁了心的干。”

“我们找到了未来10到20年,中国最大的变革点和升华点,包括产业链的发展点。在此基础上,我们选择汽车产业链。”他说。

从王嘉带领团队研究汽车产业链,转眼已经一年了。2020年6月我见到王嘉时,他说产业链研究至少还需要半年,之后还需要两三个月,把研究成果整理出来。

守常团队学习氛围浓郁。在研究产业链的过程中,每研究一个公司,他和团队会整理一个100多页的报告,进行2-3个小时的内部分享。“因为我们有宏观基础,所以我们会倒过来讲,从需求的最下游开始研究,往上走。”

和其他私募基金的管理人不同,王嘉目前并不关注“扩大规模”的目标。公司的投资风格和研究风格高度匹配,目前的产品换手率在50%以下,王嘉只在大波段的时候换手,平时不需要盯盘。

产品一般都封闭期3年。他说团队可能是运气好,在合适的时间节点找到这一批客户,愿意放在这里,让他们可以安心的践行这些东西。

他认为未来如果积累到位,投资有需求,可以把管理规模做大,但绝对不会为了规模、为了影响力做事情。

最近一年,王嘉开始琢磨并寻找合适的方法把守常研究的能力对外输出。第一是他认为团队的成长速度很快,需要相应的支撑。第二是他认为如果能把自己对产业链、行业、宏观的理解进行分享,还能帮助社会上其他人避免在方向的判断上出错。

王嘉认为中国屹立于世界之巅不倒,和自己的文化息息相关,特别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这一点。所以每个人都要让自己努力向上,成为民族的脊梁。

在王嘉看来,虽然个体角色不同,对社会贡献有差异,但存在意义上大家平等。只要有勤劳扎实的工作状态,积极的生活态度,每个人都能成为民族的脊梁。“就好像老一辈的红旗手、劳动模范,他们对社会经济贡献并没有那么高,但他们也是民族脊梁的一部分。”

当然,要成为脊梁,也需要能力。当面临百年大变局时,王嘉认为普通人最需要培养的,就是对世界认知的能力。

“每一个时代不一样,我们父辈时代,能果敢和勇敢,走出安全的舒适感就可以成功。再后来的时代,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做到顶端就可以了。但未来的企业家,可能不仅仅因为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就可以,万一判断错方向呢?所以我们需要在更大维度上,提升对整个世界的认知。”

庄子说人生的最大意义是“承道德的火种,点燃自己,并传给下一代”。王嘉对此甚为认同。